人物小传
何祖华，1962年生，浙江诸暨人，我国著名植物病理和遗传学家，长期研究作物广谱抗病理论和育种技术，推动植物病理和作物抗病育种学科发展。挖掘的抗病基因有效减轻了农作物病害，大幅降低农药施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曾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全国创新争先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上海市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何祖华院士团队传来喜讯：历时20年，他们成功克隆了水稻白叶枯病广谱抗病新基因Xa48，并揭示水稻的免疫驯化机制，成果登上了国际学刊《自然》。
何祖华顾不上“庆祝”，匆匆赶往位于海南陵水的南繁基地，采样、分析、研究。南繁基地天气炎热，何祖华头顶大草帽在试验田里查看植株、诊断采样，身上的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他却浑然不觉。
从1983年攻读硕士开始，何祖华就扎根水稻常见病研究一线，为水稻寻找持久抗多种病原菌基因，揭示水稻的免疫机制，为育出抗病且稳产的水稻良种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40多年来，何祖华带领团队攻克水稻广谱抗病领域一个个难题，他分离的水稻广谱抗病基因被广泛应用于抗病育种，抗病高产新品种累计推广超过6500万亩。
下决心“死磕”水稻常见病
何祖华对粮食的记忆要追溯到少年时代，那时候，大家都是拿着粮票去买口粮。“买到的通常是陈米，几乎闻不到新米香。”出生在浙江诸暨的何祖华，尤其怀念小时候过年时才能吃上的新米，带着一股稻花清香。
何祖华当时想，将来有一天大家都能吃上喷香的米饭，该是多么幸福的事。1979年高考，他考上浙江农业大学，因为小时候干过农活，对田地有深厚的感情，在学校时他一有空就往试验田里钻，耕种浇灌、看作物生长。
大学毕业后，何祖华师从我国著名水稻遗传育种专家申宗坦教授，攻读硕士研究生。申教授很严格，要求学生们掌握播种和插秧的手法，秧苗之间的距离须分毫不差，这样才能准确分辨农作物性状。“哪怕株与株之间只差1厘米，老先生都会让我们重新插秧。”何祖华说，多年后，自己指导学生做实验时，更加深切体会到老先生的严谨学风。
何祖华从事水稻抗病研究，亦深受申老先生影响。他跟着老先生到浙江桐庐的山坳里采样，所见场景至今难忘：整片稻田染上被称为“水稻癌症”的稻瘟病，颗粒无收，农民捧着枯黄的秸秆，满面愁容，站在田里恳请专家们想想办法。何祖华下定决心，这辈子“死磕”水稻常见病。
回到学校后，何祖华如饥似渴地查阅国内外关于植物抗病的学术论文，他发现，筛选出抗病基因进行育种，是抗击作物病害的一条不可或缺的途径。但当时国外很多论述植物基因方面的论文，他看不懂。
“这些还只是普通的学术期刊，我们还没有机会接触到最顶尖的学刊，可想而知，那时候我们和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有多大。”之后，何祖华出国留学，继续深耕水稻抗病研究，博士后出站后立即回国。
“水稻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研究水稻，肯定要回到中国。”何祖华说。
完成几十万株接种实验，开展水稻广谱抗病基因研究
2000年底，何祖华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任研究组长。那时，国内外已经发现的抗稻瘟病基因都做不到广谱或持久抗病。“稻瘟病就像流行性感冒，病原菌狡猾多变，在不同地域通常都不一样，没有一个基因能对付所有的病原菌。”何祖华说，如果把多个抗病基因整合到一个品种里，抗病性虽提高了，却影响了水稻的产量和品质。
“中国人的饭碗要装自己的粮食，不仅要让大家吃饱，还要吃好。”为了解决这个困扰水稻育种界多年的难题，2002年起，何祖华带着学生跑遍全国主要水稻种植区，筛选广谱持久的抗病基因。
基因位点筛查的工作量很大，但这也激起了何祖华“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兴趣：“我原本以为只克隆一个抗病的基因位点。没想到，后来越做越多，也越发有趣。”
在国内外还很少有人愿意花长时间和精力建立基因组文库时，何祖华团队便建立起了水稻基因组文库，花了两年时间筛选出几万个基因组进行克隆。2006年，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几乎能对抗稻瘟病所有变异病菌的基因位点。
而后，他们又花了10年时间弄清了这个“基因克星”是如何与稻瘟病菌“缠斗”的。在这场持续10多年的科研马拉松中，何祖华几乎所有的情结都系在稻瘟病的“基因克星”上。在团队和各地的病理学和育种专家合作，做了几十万株接种实验，但仍未找到能侵染该基因的病原菌小种时，他既高兴又失落。
终于，在2017年，何祖华团队解析出了水稻广谱持久抗病与产量平衡的遗传与表观调控机制，文章发表在《科学》杂志，这项成果入选了年度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
迄今，何祖华发掘的水稻广谱抗病基因，已经被国内40多家种子公司和育种单位应用于水稻抗病分子育种，并推广至全国6500多万亩的水稻种植上。
带着学生到田里干农活，沉下心做科研
每逢研究生面试，何祖华都会和应考学生说：“做稻病研究很辛苦，要下田干农活，风吹日晒，而且研究成果不是两三年就可以出来，要先想想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
何祖华还让学生们先跟着他到地里干农活，再决定是否留在课题组。播种、插秧、接种病原菌、给稻子看病，猫着腰到田里，拿着注射器把菌液注射到一株株水稻里，有时候一待就是一整天。
“兴趣可以培养，但如果功利地把科研看作短平快发论文、混文凭，那还是别做了。”2010年至2015年间，何祖华团队没做出什么大的学术成果。他坦言，压力是前所未有的，但是他更坚信“科研有其自身的规律，需要沉心静气。”
“何老师不会让学生一开始就挑战高难度课题，更不会给学生施压，而是鼓励我们从易到难，沉下心来，耐心地做出好的科研。”林辉2015年进入何祖华课题组，直到2020年才接手白叶枯病广谱抗病基因课题。“当时何老师已带着两代学生攻关了近15年，在他的指导和鼓励下，我才有信心接手这个高难度课题。”
何祖华的助手刘继云说，性格温和的何老师也有着急的时候，他最看不得学生们一直玩手机、磨洋工。他曾说：“不专心做研究，既是耗费自己宝贵的年华，也是在浪费国家的科研投入。”
20年来，何祖华已经培养了50名博士生，其中多位在植物生物学、植物病理学、作物遗传育种和生物技术等领域，做出了不少成果。何祖华的学生王二涛2012年从国外留学归来，在何祖华的鼓励下，开展相对冷门的丛枝菌根研究。2025年，王二涛团队揭开长达50多年的科学谜题——“植物与微生物共生”奥秘，获上海市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水稻染上稻曲病，稻穗对人、对家禽家畜有很强的毒性；白叶枯病等维管束疾病，就像人的心血管疾病一样，近年来在我国呈高发趋势。但目前针对这些病害的研究还不够，还有大量课题有待追寻、破解。”何祖华经常鼓励学生们带着已获得的科研成果，去挑战难题、去探索未知。
何祖华说：“我国很多农业专家80、90岁了还会到地里干活，我也希望像他们一样继续做下去。”
记者手记
科研的根扎在泥土里
跟着何祖华院士来到上海松江的试验田，暑气混着湿漉漉的泥土味扑面而来。他递过一顶草帽说：“下田才看得到真问题。”弯腰插秧、给稻株注射稻瘟病菌液，是他和团队最日常的“功课”。旁人收割的是金灿灿的稻谷，他们采回的是病恹恹的植株。这份独特中，饱含何祖华“治病救稻”的使命感。
何祖华常说，中国人研究水稻，最大的优势源于广袤田野里的“天然实验室”，那是农业科学家的战场。他带领学生与水稻常见病抗争，历经上万次筛选验证，终于找出广谱抗病基因，被40多家育种单位应用，推广面积达数千万亩。这一切成果，都长自泥土中。
脚下沾泥，心中有粮。这些科学家把根扎进稻田，将抗病基因一个个“挖”出来，让保障粮食安全有了底气，也只有双脚扎进泥里，科研的根才能深植沃土，中国人的饭碗才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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